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院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对“十五五”规划谋划中，确定了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建议》把干部教育培训列入“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的规划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建议》作出的这一指导性的“战略擘画”，抓住接续而来的纲要草案制定、再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纲要的过程，加紧加快对“十五五”时期干部教育培训问题开展研究，树立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划意识和学科意识。争取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把“十五五”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高质量发展谋划好、规划好。
一、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出发，深入理解“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的战略地位与现实意义
《建议》第二部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按照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要着力于“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建议》在第十五部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而奋斗”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突出怎样“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的问题，提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想指导和工作指南。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就要把制度的规定变成体制机制上的安排，这是“十五五”时期要重点做好做实的一件大事，也是保证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领导的一个重要措施。如何把党的领导落实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各方面与全过程，党的四中全会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三个重要环节和整体合一的运作过程，这些环节和过程既有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又有空间维度上的并存性。考核评价环节要完善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教育培训环节要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本领。“十五五”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目标之宏伟、任务之繁重、困难之巨大，是需要花费极大的心血并通过顽强的奋斗才能完成的。通过制度化的教育培训，教育领域各个部门的管理干部和教师，能够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岗位意识、履职本领。教育干部在任职之前和任职过程中，都要接受教育培训安排，否则难以胜任和完成艰巨的教育发展任务。激发动力、活力是第三个环节。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使教育领域的干部成为领导教育改革和发展，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二，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的战略意义与基本方略。《建议》提出“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共中央印发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目的在于培养造就政治素质过硬、适合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中央对干部教育培训在党的建设中重要性的表述和教育在国家发展中重要性使用的话语是完全一样的。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干部教育培训在党的建设中同样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划和内容、方式和方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议》的重要思想特征就是要把制度规定转化为体制机制安排，以此把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体制化和机制化，成为“十五五”规划重点要做好、做实的事情。
在谋划“十五五”时期干部培训规划时，要深入探索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工作要求。一是各个管理部门的领导者要接受教育培训。培训单位要有能力和水平把当下的培训任务和要求体系化学理化，真正发挥干部教育培训在内容和方式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二是培训的绩效评价要有可操作性。培训有没有成效，培训的内容是否契合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都是“十五五”时期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三是激发干部自身的动力和活力。针对现在干部队伍的状况，《建议》第一次提出要“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只有这样，教育干部队伍才能成为领导与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是一个整体过程，三者之间有着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协调性和集成性。
二、从“十五五”时期教育发展战略擘画出发，深入理解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和新要求
如何把高质量干部教育培训放到“十五五”规划的教育改革发展大局上来，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中心，《建议》从十个方面出发，提出了教育领域干部教育培训的新方略和新要求。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健全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健全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等十个方面，突显了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对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方略和新要求。
一是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干部教育培训，特别是教育干部教育培训，要将教育改革的方略和内容转化为培训内容。除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以党的教育方针为基本内容之外，如何结合“十五五”时期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来进行有效的培训，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层级的教育互相渗透，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正因为这些特性，干部教育培训和教师培训变得更为重要。某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先行先试的经验，也有了制度和体制上的安排，那么在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安排成为全局工作一部分的时候，干部教育培训就是最有效的、最有利的，也是成本最低的。
二是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干部教育培训的概念，已不同于以往的信息单向传输，成为多元、多源和多样的复合过程和系统集成。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不仅包括研讨、案例分析、经验介绍，还包括研判改革发展的方向、方式和方法等问题。干部教育培训不只是课堂讲授这种单一的形式，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问题倒逼为特征的系统过程正在迅速发展。比如，立德树人工程怎么实施，教育评价体系如何完善，可以成为培训研讨的内容；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针对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一现象，资源配置就是我们要重点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再比如，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是具有极强思想性、学科性和技术性的新要求。假如教育干部不经过系统有效的培训，在实际工作和政策执行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现象。在这种情势下，干部教育培训的力度和绩效如何达到新的高度、满足新的要求，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国家“十五五”规划肯定会增加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的一系列基本方略和具体措施，各省以及学校都应该努力把干部教育培训列入各自“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使得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拥有更大的主动性。
三、 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系统集成出发，深入理解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性和集成性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专门的内容作出阐释，对“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问题作了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问题的新的阐释中，强调了这三个方面一体化推进的战略擘画。《建议》在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阐释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干部教育培训发展三个方面的新要求。
一是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同发展，需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联动，成为教育管理部门有新本领的集中体现。是否具有“一体推进”的本领，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成为教育领域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能，自然也成为干部教育培训非常重要的任务。
二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中心，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建议》提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这个要求具有深刻的战略视域和深远的战略底蕴。从建设一个中心到建设三个中心，如何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因此，高校的校级管理人才需要具有建设三个中心的意识、建设三个中心的本领、建设三个中心的基本协调能力。本领的练就，第一步就应该是通过教育培训，汲取他人的经验，站在已有的成绩和成效上来做现在的工作，而不是从零做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也要同各高校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三个中心对教育管理部门、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交流平台和传导机制。
三是强化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三个强国建设提出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在教育领域，通常把教育干部和教师作为统一的培训对象来看待，人才教育、人才集聚或者创新人才培养都蕴含于教师范畴中。现在提出的干部教育培训新功能和新要求，在根本上就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发展的综合性和创新性教育培训的集中体现。三个强国建设和三个中心的发展目标，具有集成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根本特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教育领域干部教师的教育培训，切实承担起推进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校担当
唐洪武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部署。这一部署成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对创新驱动发展规律的思考达到了新的高度。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发挥龙头作用，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中挑大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作贡献。基于此，本文聚焦高校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多重逻辑，分别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对其时代方位、功能定位以及支撑强国建设对策路径展开分析，明确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现实着力点与制度发力点。
一、高校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时代方位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前者通过构建自主可控、系统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后者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创新活力；后者则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将前者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动能。二者作为内在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双引擎”，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1. 历史进程中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变迁
从世界范围看，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会重塑产业体系与生产力结构。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链条不断延伸，知识密集程度和产品复杂程度持续提升，科技水平日益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分工地位与长远发展潜力的核心要素。
从国内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较长时间内主要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和后发优势，通过“市场换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向制造大国的跨越，然而，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当前，新一轮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以单边“科技制裁”“技术断供”“技术禁运”“脱钩断链”为代表的外部挑战，极大地压缩了传统后发优势的空间，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安全与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提升科技硬实力、增强产业的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党的二十届四中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既是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前瞻部署；不仅是关乎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事关生存的关键抉择；不仅是经济命题，也是必须坚决落实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要加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并在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领域进行超前布局。
2. 历史进程中高校作用的演变与进阶
在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我国高校的功能和角色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初期，高校的核心使命是支撑与服务：一方面，为国民经济发展各条战线大规模培养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各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充当引进技术的“转译器”，将国际先进的科技理论、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消化、吸收、转化为适应本土条件的工艺方案和产业知识。这一时期，高校主要通过扩大规模、完善学科、跟踪前沿，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人力资本与知识储备。
进入新时代，随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高校的角色实现了从“重要支撑”到“前沿引领”的重大跃迁。这体现在两个关键维度上。一是在创新与生产的核心逻辑上，高校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战略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所依赖的扎实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供给与有组织的攻关，离不开高校这一基础研究主力军。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深刻变革，其源头活水同样在高校。高校既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核心载体，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范式变革的策源地。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宏观架构上，高校已成为主动的体系塑造者。高校通过前瞻调整学科专业、优化科研攻关方向、革新人才培养范式，深度参与并直接塑造着面向未来的新知识体系、新技术体系与新产业体系。至此，高校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之间已构筑起紧密的强耦合、共进化的关系，从而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统筹推进。
二、高校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比（Erie Ashby）所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高校在新时空环境中的功能定位，是其传统功能在新时代的深化拓展。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整体布局中，发挥着“交汇点、动力源、强枢纽”的作用。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看，高校兼具上层建筑的育人属性与嵌入经济基础的生产属性，是贯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中介。因此，准确把握其功能定位，是将国家战略转化为有效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的根本前提。
1. 人才培养与人才集聚的核心平台
人才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高校作为青年人才最集中的场域，是国家未来高层次人才的“储水池”与“锻造厂”。截至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846万人，在学研究生409.54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67.63万人，在学硕士生341.92万人。这一庞大基数决定了高校要在三个层面肩负起主渠道使命：一是筑牢基础研究根基，培养甘于探索、潜心钻研的学术后备军，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深培源头创新的厚土；二是支撑现代产业体系，输送兼具工程素养与市场思维的卓越工程师，驱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与未来产业布局；三是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储备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科学家、重大项目工程师和高端决策咨询人才，为国家在关键领域的科技竞争和制度性博弈中提供决定性人力支撑。
2. 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首要载体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于取得原创性与引领性的理论与技术突破。高校以密集的高水平科研人员、完整的学科体系与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天然处于前端。其首要功能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攻坚：勇于挑战“从0到1”的原始创新突破，在前沿领域率先发声、提前布局；巩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基石地位，确保创新源头活水奔涌；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力布局前沿交叉学科，有组织开展科研攻关，从而系统提升我国在基础科学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定义权与主导权。
3. 成果转化与技术扩散的关键枢纽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自立自强迈向新质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水灌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让科技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高校在此环节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通过三大核心作用桥接“书斋”与“市场”：一是“仓库”作用，通过在源头上搭建应用型科研组织运行模式，持续产出具有产业潜力的专利与技术，构建前瞻性成果储备库；二是“中介”作用，通过构建产学研平台、创新联合体、鼓励科学家创业等方式，高效链接技术、人才、资本与市场，在科研逻辑与产业逻辑之间搭建桥梁，催化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放大镜”作用，依托学术声誉、人才网络和社会影响，降低从“样品”到“产品”的转化成本，放大新兴产品的示范、应用和推广效益，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
4.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支点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从系统内部看，高校通过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整合实践，使知识传承、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在高校内部深度关联；从外部关联看，高校作为开放的创新平台，紧密连接政府、产业、金融与社会组织，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循环汇聚；从内外衔接看，高校通过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融入区域创新网络，成为贯通上中下游、联动产学研用的战略支点，最终推动教育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为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突破奠定坚实基础。
三、高校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对策路径与经验启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场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制度创新、资源配置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高校必须将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最高追求，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创新导向，通过持续深化办学综合改革，开展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变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增量”。
1. 以学科交叉为牵引，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学科体系
知识生产模式理论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要求高校的知识生产从传统“模式I”转向问题导向、跨学科的“模式II”。这必然驱使高校的发展路径由传统的“学科跟随产业”转向“学科引领产业”。其核心路径是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深化学科交叉，构建能够孕育颠覆性创新的学科生态，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学科内核支撑。
一是改变单一学科条块分割的格局，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战略方向，推进理工交叉、医工融合、文工渗透、管工贯通，形成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学科集群。二是动态调整学科结构，以前瞻视野和动态思维，在关键新兴领域布局一批新学科、新专业，果断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方向，以学科结构的适度“冒尖”牵引产业供给结构的优化升级。
华南理工大学在传统优势工科基础上，依托教育部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推动学科“新陈代谢”。一方面，以“新”育未来，新设一批新工科学院，如未来技术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等，打造新兴学科“试验田”；另一方面，以“融”焕生机，在传统优势学院中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软物质科学与工程等一批新专业，推动“老树发新枝”，为学科交叉引领产业创新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
2. 以“四链”贯通为重点，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高校应主动运用四螺旋理论，从创新生态的参与者转变为构建者，自觉链接产业、政府和资本，形成共生演进的协同网络。具体而言，要把“四链”贯通作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构建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组织模式，打通“四链”体制机制的堵点，实现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流动。最终，通过四螺旋的深度缠绕，实现“四链”从机械捆绑到有机融合的根本性变革。
一是以产定研、链上攻关，建立企业“产业需求图谱”与高校“技术供给图谱”双向匹配机制，围绕产业链关键“堵点”精准部署创新链。二是以研促产、验证加速，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以及应用场景，将新技术、新成果置于真实环境中进行检验和迭代优化，加速其从“实验样品”向“市场产品”的跨越。三是以资助研、耐心培育，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探索专利作价投资、股权激励、基金跟投等方式，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四是以人链通、释放活力，推行“产业教授”“企业导师”“创新总监”等制度，改革职称评价与收益分配机制，激励人才在产业一线创新创造，使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和产业升级在同一链条中联动。
华南理工大学传承“星期六工程师”精神，系统打造“四链”整合平台。通过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共建创新联合体和产业联盟，构建“种子—天使—产业化”全链条金融支持体系，并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院为引擎，实践“高校研发—湾区制造—港澳融资—国际市场”的产业新模式（华工模式），致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企业上市的“摇篮”，为“四链”深度融合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比如，整合粤港澳三地及校内外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瞄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转型升级领域，联合华南理工大学校友总会及港澳校友会，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强化校友科创基金引导作用，为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企业孵化、在校学生创业与产业国际化提供技术、金融、市场及产业链对接等全方位支持。
3. 以区域协同为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形成示范带动
新质生产力往往生根于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创新沃土。高校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变“单点突破”为“集群赋能”。
一是创新合作机制，推广“政府引导、企业出题、高校攻关”的协同模式，与地方、企业共建科技创新中心、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建立合作机制、共享机制和分配机制，形成知识创造、技术创新、产业培育的创新共同体。二是强化产业赋能，支持高校以“学院+研究院+研发中心+行业联盟”为支撑，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设立专项研发计划，开展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既助力区域核心城市前沿突破，也赋能全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三是完善政策协同，推动建立“中央-地方-高校”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在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人才评价等领域试点改革，在资金分配、项目评审、平台建设中赋予地方和高校更大的自主权。
华南理工大学发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腹地的区位优势，与地方政府共建创新研究院，推动重大成果就地转化、就地放大。同时，利用校友网络打造创新创业基地，孵化创新创业项目和科技型企业，为区域孕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与文化土壤，展现了高校支撑区域发展的深度价值。
4. 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主线，完善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生态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终依靠的是人才。高校必须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反应堆”，塑造未来竞争的人才生态。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既要通过教育教学塑造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又要通过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拓宽人才的视野与格局，还要通过合理的人才制度安排，使人才在参与科技创新和服务产业发展中实现能级跃升，以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互动，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作贡献。
一是聚焦育人核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专业课程，推动学生向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转变。二是突出实践导向，参与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将人才培养目标同国家重大项目和未来产业方向对接起来，打通人才培养、科研训练与产业实践之间的界限，让学生在参与企业研发和重大工程任务中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三是集聚人才力量，加强人才协作，通过灵活的人才引进、使用和评价制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完善柔性引进与分类评价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推动人才在高校与产业之间畅通流动。此外，还要加强与国际顶尖高校、机构的合作，引育世界优秀人才，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
华南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上进行了诸多探索。一方面，围绕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对接“四新”建设，调整专业和课程体系，采取超常规举措，通过超级机器人“珠峰班”，与大企、大院、大所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举措，加速培养关键领域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实施全球引才战略，以“柔性引才”等方式，支持高层次人才以多种形式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和平台建设，与多所境外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离岸中心，为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引力场探索有效路径。
总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进程。高校必须深刻把握时代赋予其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牢记“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勇于进行系统性、引领性的自我革命。通过主动适应数智时代的变革，优化学科布局，贯通“四链”融合，深化区域协同、筑牢人才根基，全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校必将更有效地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建设教育强国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阎凤桥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学院教授）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近年来，党和政府工作紧密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20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为“十五五”发展规划谋篇布局。
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一条新路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资本化、殖民化过程相伴随，带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特征与局限性。在生产力极大提升的同时，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精神文明滞后、生态破坏、不可持续等问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全球气候变化而言，据有关研究记载，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超过了5200多亿吨，排在首位，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碳排放，共同造成了全球气温升高，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累计升温1.15摄氏度。按照升温1.5摄氏度这个警戒值来衡量，剩余碳排放预算只有3800亿吨。因此，面对着人类的存亡问题，世界各国就碳达峰、碳中和减排议程达成一定的共识，希望通过科技进步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再看世界的不稳定格局，在过去500年里，新兴大国赶超守成大国成功的频次是15次，其中11次引发战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世界格局变化与和平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张力。相较而言，大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900—2000年，世界经济体量最大8国GDP世界占比达到50%，它们是世界维和的关键力量所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战争，均因为8国没有处理好关系。201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8国GDP世界占比下降到34.7%，因此8国无力解决世界危机，由现在的20国来取代。 世界的未来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危险和维持和平的使命。
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当一些后发国家试图模仿西方国家的做法完成其现代化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拉美国家就是一个例子，不仅出现一度的经济衰退，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社会矛盾重重，社会的不稳定与动荡趋势明显。2010年，拉美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经过不平等指数修正后变为0.527。于是，出现了一种说法：“现代化是一个窄门，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如愿。”在现实面前，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探寻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他样现代化之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认为，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现代化仍然是进行时。在实践的映射下形成的各种后现代学说，各自从一些侧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比如，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提出实现社会正义的补偿原则。面对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挑战，国际组织建议用包容性财富指数IWI（inclusive wealth index）代替GDP，作为新的发展指数。IWI包括三大资本存量：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与历史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不是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翻版，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人口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道路的现代化。上述五个特征，是针对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现代化遇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表明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要努力探索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全要素生产力，凸显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创新品质。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GDP总量的比值小于20%，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当然，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探索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体系。我们期待，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后，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改观，不仅进入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和人口比例大大提高，而且现代化将呈现多样的格局。
二、知识进步促进现代化的多样性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到最近两个多世纪才出现的事情，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全部历史的一个片段。如果没有人类知识长期的积累，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现代化危机的出路以及可替代现代化的途径。
借鉴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人类知识进程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知识社会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如下四个时代：口语时代（公元前3000年之前）；书写时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印刷时代（1450—1750年左右）；后印刷时代（1750年之后）。从历史分期看，西方现代化是在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进入后印刷时代完成的，与工业化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有了印刷技术，知识才得以广泛的传播，教育程度才得到明显的普及与提高，接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才能掌握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
自进入后印刷时代，知识进步加速，可以按照每五十年一个阶段，将其划分为如下六个阶段。①1750—1800年，知识改革阶段。其显著特征是重视实用性知识，与战争、通讯、财富相关的应用性知识进入大学专业与课程体系；②1800—1850年，知识革命阶段。欧洲传统知识开始专门化与职业化，重估中世纪的知识。在人类学者、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的努力下，“他者”（埃及、印度等）知识被发现，包括自然、简单、本能、非理性、缺乏个体性以及根植于传统与受到区域土壤滋养的知识日益显现其重视作用。③1850—1900年，学科兴起阶段。德国处于学术霸权地位，知识呈现学科化发展态势，期刊、书籍、博览会等形式的出现促进了知识普及化程度的提高，交通便捷带来频繁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其他形式的国际交流。④1900—1950年，知识危机阶段。在知识界出现对实证主义的反叛。突出的代表人物与学说有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的量子不确定性原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视角主义，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⑤1950—1990年，知识技术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重要的知识与社会变化包括：曼哈顿计划，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计算机科学，分子生物学，美国硅谷的兴起，一批工业实验室的建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东方学》（1978）一书的问世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地位出现衰落的趋势。⑥1990年之后，自反性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的重要活动与事件包括：1990年空间望远镜，1994年网景（Netscape）公司，1994年出现CKO（首席知识官），1995年Java程序语言，1998年谷歌公司的诞生，以及电子媒介、博客，维基（夏威夷语“快速”）百科等新兴知识生产形式。自反性或反射性是指社会行为依据自身的知识不断进行自我修正。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知识新格局，以及其给教育带来的可能性与挑战。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两个主要源头，即所谓的“两希”——希腊的知识与希伯来的宗教。最近读了一本书，颇受启发，书是由留美华人历史学学者集体完成的，他们在美国大学教授亚洲和东方历史，对于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有深切的体会，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学术努力改变美国社会狭隘的历史观。洪朝辉教授在《醒、悟、理、道——美国大学教学思想的认知与实践》一文中，比较了柏拉图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洞穴比喻”，反映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变化。这个比喻也是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写照。但是，西方现代化出现了前述诸多问题，如何解决呢？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一书中提出，西方在寻找光明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发明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科技手段，却遗忘了在黑暗中的故乡，于是劝告人类再来一次转向，从光明回归黑暗重新开始。这种隐喻寓意深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寻找“他样现代化”的必要性。
在知识进步的同时，我们看到对于知识的认知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知识的包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本土知识”被纳入整个知识体系，不仅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而且被用来修正西方知识体系的不足和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在具体知识之上是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在“三论”的影响下，我们应改变以往的线性发展思维观，关注发展中的误区与陷阱。在新的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反思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种反思下，“现代”与“传统”不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人们积极地从传统中寻找创新资源，包容传统的多样现代化的图景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2025年11月4日，国际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不平衡的全球空间中的学术主体和知识”的演讲。他分别从长期与短期角度，对于世界格局进行了分析与判断：从长期趋势看，西方主导世界及高等教育的时代将会结束，多语言、多元文化是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协商而建立新的科学与知识领域的世界秩序；从短期趋势看，非西方崛起、气候危机问题等成为理解新地缘政治的关键。主要西方国家延续资本主义逻辑且推行“国家中心主义”遇到了危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构建开放包容的关系性社会。
三、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央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可以说，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统一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目标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一文中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
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来看教育的意义与使命：第一，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对应，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普及化程度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未来需要建立强大的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第二，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对应，我国教育的城镇化率高于户籍的城镇化率约四十个百分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第三，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相对应，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有利于解决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精神颓丧问题；第四，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对应，“绿水青山”实践和环境教育助力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可持续发展宏伟目标的实现；第五，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相对应，弘扬“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利于建立一个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可见，中国教育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可以在2035年之前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转变为最强创新力的教育体系，那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强有力的保障。
虽然官方没有建设“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正式提法，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思考与探讨的方向，因为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且前者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界对于西方现代化存在着的局限性已经有不少论述，那么西方教育现代化是否也有其局限呢？中国教育如何克服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误区，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欧美国家在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而言，现代化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迷思”（myth），容易造成缺少拷问的盲目接纳和照搬。中国在制定国家和区域“十五五”教育规划时，在教育现代化理念和制度方面还需要不断反思与创新，单纯追求数量指标而忽视质量与适切性的问题，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把学校变成社会阶层关系再生产场所的问题，个人主义膨胀、功利主义盛行问题，由“内卷”带来的内耗问题，以及知识舶来多而自主创新少的问题，还有许多没有提及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走出的误区和克服的障碍。
综上，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进步过程中，社会形态的复杂程度在不断提高，知识形态也相应地由简单向复杂转变，对于包容性的知识观提出了需求。西方国家利用其知识和教育优势，走在现代化的前头。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汲取他国教训，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建设教育强国，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发展绿色、科技和创新的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